羡林按：1988年撰写《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时，在《汉文部分·导言》中曾列一专章《弥勒信仰在新疆的流传》；但因当时材料不够充实，只在目录中列上章名，没有去写。现在与人合作撰写《中国佛教史·新疆卷》，我分担《新疆丝绸之路北道的佛教》的撰写任务。弥勒信仰是在必写之列，自己手头的新材料多了一些，于是重操旧业，写成此篇，一则填补空白，二则又可在新书中使用，可谓一箭双雕矣。旧书与新著难免有重复之处，我将尽量避免。仍请读者参阅旧著，以获全面理解。现旧著已收入《季羡林文集》第11卷。
一、弥勒信仰在佛教传入中土过程中之重要作用
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众多不同文字写成的《印度佛教史》或《中国佛教史》一类的书籍，我几乎都读过或翻过，但是迄今我还没有在任何一部这样的书中发现强调弥勒佛在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叙述。就说我自己吧，我也只是在前不久才注意到这个问题，颇恨自己读书之粗疏。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并不难发现的。《法显传》中记载，法显一入北天竺，走到陀历国，就看到了弥勒菩萨的像：
众僧问法显：“佛法东过，其始可知耶？”显云：“访问彼土人，皆云古老相传，自立弥勒菩萨像后，便有天竺沙门赍经、律过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后三百许年，计于周氏平王时。由兹而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弥勒大士继轨释迦，熟能令宣通，边人识法。因知冥运之开，本非人事，则汉明之梦，有由而然矣。”
根据历史事实来推算，法显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周平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770—前719年，那时释迦牟尼还没有诞生，怎么会有佛教东传呢？为弥勒立像更是决不可能之事。但是，佛教徒既然把佛法东传与弥勒联系起来，必然是事出有因的。
再征引一下唐代高僧玄奘的说法。《大唐西域记》卷三，北印度境，乌仗那国，达丽罗川说：
达丽罗川中大伽蓝侧，有刻木慈氏菩萨像，金色晃煜，灵鉴潜通，高百余尺，末田底迦阿罗汉之所造也。罗汉以神通力，携引匠人升睹史多天，亲观妙相，三返之后，功乃毕焉。自有此像，法流东派。
达丽罗川，即法显之陀历国(Darel)。法显与玄奘相距二百多年。玄奘说，弥勒像是刻木的，木头不会保留这样多年。法显没有说明，像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玄奘见到的木像一定是法显后刻成的。二百多年之久而像未变，可见人民对弥勒信仰之虔诚。
我在下面再从《释迦方志》卷上中抄一段话：
（乌仗那国）王城东北踰山谷，逆上信度河……千有余里至达丽罗川，乌仗那旧所都也。大寺中有刻木梅呾丽耶（夹注：古云弥勒，唐言慈氏）菩萨像，金色晃朗，高百余尺。末田底迦（夹注：即末田地）阿罗汉所造。以（神？）通力引匠升睹史多（夹注：即兜率也）天，三返观相，乃成其好。自有此像，法方东流也。（《大正大藏经》，51,955下）
这一段话显然是抄自《大唐西域记》，只是添上夹注。最值得注意的是，把弥勒、慈氏改为梅呾丽耶。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弥勒乃吐火罗文metrak之音译，在中国译经中最先出现，而梅呾丽耶等则为maitreya之音译，出现较晚。其根本原因则是，印度佛教之传入中国，开始时实有吐火罗人之媒介，并非直接自印度传入者。请参阅《季羡林文集》第12卷，“梅呾利耶与弥勒”。上面说的这种情况，所有中国古代僧人是并不清楚的，连法显、玄奘这样的大师也是毫无所知的。
《法苑珠林》卷100，也有关于慈氏像的记述（《大正大藏经》，51,1029中），可参阅。
类似法显、玄奘，以及《释迦方志》、《法苑珠林》的说法，在中国佛典中还可以找出很多来。多引无用，徒增烦琐，我一概不再征引了。
弥勒立像，佛教才开始东传，这决不会是历史事实。但是，那些和尚们为什么又偏偏这样说呢？其中必有原因。真正的原因，我目前还说不清楚。它是否与佛教东传吐火罗人曾起媒介作用有关，我不敢说。它至少能说明，在佛教东传过程中，弥勒信仰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毫无可疑的。
在佛教传统中，弥勒为未来佛，这种信仰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后来又受到了外来的，主要是波斯的影响，产生了救世主思想和功德转让的思想。这与佛教小乘自力解脱的思想大相径庭，是佛教史上的一大转变，一大进步。我认为，弥勒信仰在新疆以及后来在中国内地之所以能广泛流布，历久不衰，是与救世主思想分不开的。
二、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
由地理位置所决定，印度佛教东传，新疆首当其冲。因此，弥勒在佛教东传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古代新疆各族（当时多称为国）人民，必先有所了解或觉察。这就是弥勒信仰在新疆许多地方都流行的根本原因。
这种情况，我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的“导言”中[1]，已经有所论述，在这里，我只扼要地加以叙述，详情请参阅上书。我以不同的文字为纲来说明问题。
1.于阗文
于阗文是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东支的一种语言，传到新疆后流行于丝绸之路南道。于阗文文献颇多，与弥勒信仰有关的有两种：一种是德国学者Ernst Leumann的Maitreya-samiti,das Zukunftideal der Buddhisten；一种是E.Emmerick的The Book of Zambasta,A Khotanese Poem on Buddhism。
我必须在这里补充几句。在新疆多种古代文字中，有关弥勒信仰的书共分两大类：一类是Maitreya-samiti，我译为《弥勒会见记》；一类是，我译为《弥勒授记经》。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但是又有差别。这种情况，我在上述书中已有详细的分析，这里不再重复。我只指出一点，Leumann所谓的Maitreya-samiti，实为{b91328.jpg}。Leumann所研究的那一本书，被Emmerick收入其书中，成为第22章。Maitreya-samiti基本上属于小乘范畴，而Emmerick那一本书则大小乘杂糅，有几章是专门宣扬大乘理论的。此外，英国学者H.W.Bailey还有一本书叫做Khotanese Buddhist Tex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
2.粟特文
粟特文也是属于伊朗语支的语言。粟特人是商业民族，“利之所在，无不往”。在丝绸之路上，在很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粟特语是国际通用语言。粟特人有的信仰佛教，特别是信仰弥勒。在上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一些粟特文的佛教文献，其中就有《弥勒会见记》。可惜的是，至今粟特文本还没有发现，只在Olaf Hansen的文章中讲到有一本关于弥勒的书，见Jahrbuch der Preussischen Akadenmie der Wissenschaften,1939,S.68。
根据上面关于于阗文和粟特文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论断：弥勒信仰在新疆境内丝绸之路的南道也是流行的。
3.回鹘文
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是从吐火罗本译过来的。两个本子在新疆都有很多抄本。所谓翻译，当然不能像今天我们所做的翻译工作那样“信”，把吐回两个本子对照一下，有的地方文本很接近，有的地方则相距甚远。这是很自然的事，用不着大惊小怪。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没有“剧本”这样的字样，而吐火罗文本则是有的。可是回鹘文本仍留有剧本的痕迹。我想在这里着重讲一句，新疆的所谓剧本，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戏剧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一个非常专门的问题，与中国文学史上戏剧的起源有关，我在这里不能详细论证。这也不是论证的适宜地方。把上面所谈的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面是相当广的。
三、龟兹和焉耆的弥勒信仰
弥勒信仰在新疆传布虽然相当广，但是，我认为，传布最集中的地区还是龟兹和焉耆。
先谈龟兹。
我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龟兹地区的石窟壁画和佛像；第二，克孜尔石窟中发现的梵文残卷。
关于第一方面，过去出过一些专著和论文。规模最大的汉文中有韩翔、朱英荣著《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法文中有chao Huashan（晁华山）、Simone Gaulier，Monique Maillard，Georges Pinault著Sites Divers de la Rēgion de Koutcha（《库车地区的不同的遗址》），Paris,1987。后者的重点是考古和铭文。宗教讲的不多。
我现在根据《龟兹石窟》专门讲一讲与弥勒信仰有关的问题。
此书共介绍了六个石窟，并不都在今天的库车县范围内，比如克孜尔石窟就处在今天的拜城县境内；但是，在古代，它们都位于龟兹国境内。
这些石窟的开凿都用了很长的时间，开凿的年月也不尽相同。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可分为两期：公元6世纪前后为一期，公元7世纪前后为一期。国内学者定为公元5世纪至8世纪。（本书，页53）。
这些石窟由于历尽沧桑，饱经世变，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窟中以壁画为主，间有佛像。壁画内容大同小异，有佛教故事画，佛教叙事画，佛教人物画和其他杂类，如裸体人像、飞天、山水、动物、法器等。艺术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精美，有的粗陋。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足为奇。
与弥勒菩萨有关的壁画，不在少数。我现在根据本书的叙述加以简单的介绍：
克孜尔石窟
17号窟：“窟门上壁画弥勒说法图。弥勒作菩萨装扮，结跏趺坐于方座上。手作‘转法轮印’，两旁各有五躯闻法菩萨。”(P.400)
38号窟：“窟门上壁画弥勒说法图。弥勒作菩萨装扮，坐方座上，头戴宝冠，赤裸上身，身后有项光、背光、项部、胸部、腕部都装饰着项圈、宝带、璎珞、钏、环之属，手作‘转法轮印’，坐‘瑜伽座’。闻法诸天也都是宝冠，绣裙，全身装饰得富丽堂皇。这些形象都用细线一气呵成，不施晕染。其线条之流利细密，运用自如，达到了很高的境界”(P.406)。
92号窟：“窟门上壁画弥勒说法图。弥勒坐于正中的方座上，两旁各有七躯闻法诸天”(P.415)。
173号窟：“窟门上壁画弥勒说法图，现只残存一躯弥勒像(P.430)。
羡林按：克孜尔石窟中弥勒说法图都画在窟门上壁上。而且坐的都是方座。值得注意。
库木吐拉石窟
14号窟：上面P.60曾提到：“正壁画出弥勒变，已多处漫患。”但在P.446介绍该窟时，却只字未提。
43号窟：“窟门上壁画弥勒说法图，惜已残破。但从闻法诸天的形象来看，都是用十分细的线条画出人物的眉目、衣着和褶纹，线条劲健有力，似使用了铁线描法”(P.453)。
46号窟：“窟门上壁画弥勒说法图”(P.454)。
克孜尕哈石窟
14号窟：“窟门上壁画弥勒说法图”(P.4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