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337－422）是我国东晋时期的一位高僧，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他西赴天竺取经比唐玄奘早260年，所以他又是我国到国外取经求法的第一人。对于他的贡献业绩、思想精神佛教界或史学界评价甚高，而对其籍贯故里却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史家多谓法显为“平阳武阳人”。“武阳”在何处呢？一说“武阳”即襄垣县的“五阳村”，但“五阳”不属平阳郡；一说“武阳”即“武遂”，是战国时期韩国城邑，在平阳古城东70余里与浮山邻界的山岭之间，但这不符合法显幼时出家的生活环境。据2008年《平阳佛教》第一期36页冯巧英著<寻访法显故里>载，在“中国佛协主编的《中国佛教》第二辑第44页‘法显条下’：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省襄丘县）人”。又据《襄陵县志》（民国版）沿革第349页载：“《汉志》注：又太平记言，以赵襄子晋襄公俱陵于是邑，以名县，则大非。襄子臣也，不可名陵，且臣先乎君，后人先前人，不论者三。恐误人，故辨之；还一说法显是“平阳郡”武阳（今山西省襄丘县）人。将“武阳”注释为“襄丘”。据录（四库未收书辑刊叁辑11－143页）载武阳，史记作武陵，阳为陵，我们认为“襄丘”即为“襄陵”或借“襄丘”之名以代“襄陵”，因为“丘”即“陵”，“陵”即“丘”，两字通意。1951年版《辞海》中解释“丘”，土之高也，“丘者、墓也”，“冢之大者谓之丘”等。“襄陵”因晋襄公陵而得名。此陵在今襄陵镇东柴村南垣上，可能“襄垣”由此而来。这里既是一处丘陵高阜之地，又建有襄公高大的陵冢群落，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史实基础上讲，足以证明“襄丘”即“襄陵”。据1989年版《辞海》缩印本第1018页载：法显（337—422），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本姓龚，平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高树帜先生在《先玄奘两世纪天竺取经的著名高僧山西人法显和尚事略考》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法显和尚……南北朝东晋时山西平阳郡西南（今襄汾县）人。”需要明确的是，括号中的襄汾县严格地说应指襄陵县，因为襄汾县于1953年才成现名。在平阳郡西南唯只有襄陵县，更具体更确切一点说，就是现今的襄陵镇。由此推断，法显故里在襄陵。
法显出家之所在何处，这是佛界人士或史学家所关心的又一个重要问题。经过查阅大量资料，认真进行分析比对，实地堪察，认为法显故里当在襄陵镇北寺（卢舍院）。
北寺是座落在旧襄陵城北门内东侧的一座历史久远的古老寺院，历史上大地震破坏多次，经屡毁屡修，原寺（当地人称旧北寺）的面貌虽无可考，但在原基础上重修的新寺（当地人称新北寺）来看，其规模相当可观。寺内有正殿3间，坐北面南，两进院落，占地4亩左右，东西两侧各建大小僧房共12间，3间东房，楼板上堆满了长期遗留下来的各种古旧线装经书数千套，解放初改成学校后被学生玩毁。寺内有一株高约五、六丈、3人合抱的大桧树，下部巨大的树杈间建一小砖塔，称为“桧抱塔”，是寺院和襄陵的一大奇观，20世纪50年代经原襄陵县政府批准，北街学校做桌凳时被砍伐。另有一株同样大小的古银杏树，至今犹存，跟尧都区金殿镇桑湾村那株银杏树遥遥相望，成为一方古树精品。据传两树树龄均在千年左右。另有流传至今的数吨重的山峰式巨石四、五块，巨石表面已磨得十分光滑，放置在北寺门前，合作化时期被毁。该巨石寓意法显为宏法取径爬山越岭的艰难经历。
据襄陵镇北街人范学明讲，他在建房（原北寺位置）时，在1米以下还发现枯井、院落根基及炉灶等生活遗迹。原北寺（即法显出家之寺）在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八月一日地震时损毁，其后才建起新北寺（亦称卢舍院）。值得提及的是寺内流传下来一口大铁钟，高2.5米，口经1.8米，重约两吨有余，大铁钟上铸有“金大定六年（1166）岁次丙戌四月旦，襄陵县卢舍院铸钟壹颗，南无十方诸佛，皇帝万岁，臣佑千秋，风调雨顺，国太民安，广威将军行县令顽颜胡刺，儒林郎行主薄，赵……。化缘铸钟会首僧，悟德；同化缘铸钟会首僧，悟真。”此钟曾在北寺（卢舍院）内悬挂372年之久，明嘉靖戊戌秋（1538）移至襄陵县城隍庙新建钟楼之上，由县尹邢淳适督其工成。据长期从事省古建筑研究的王春波同志讲，此钟是山西最大的古钟，种种情况表明，旧北寺庙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历史已相当久远。更应提及的是，著名的晋母河支渠（李郭渠）就从庙西流过，庙后辟有稻田17亩，西有水浇田3亩余，东有40余亩，统为僧田。庙前配有稻谷场。寺后西北角有一丘隆之地，俗名沙疙瘩，是安葬寺僧之地。由于年长日久，成为僧人古墓群落。据北街村87岁的郑寿山老人讲：他耕种时亲手刨挖过的僧人墓葬就有3座。
《高僧传·法显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顷之母丧……葬事毕，仍即还寺。尚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若欲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予为君犹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这是对法显一段佛门生活经历的介绍，从中可以获得三个方面信息：一是法显故里离寺庙很近，白天入寺修法诵经，晚上回家就寝；二是法显当时出家的寺院较大，或是群落寺庙的地方；三是有水源能种植水稻的地方。考查“五阳”和“武遂”以至襄陵县以外其它境地，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唯独襄陵北寺兼具其三。这些情况跟引文中“刈稻”的记载及法显青少年时代的僧徒生活环境完全吻合。
新北寺西侧就是著名的“圣寿寺”，“圣”神圣也，当指法显圣灵，“寿”历史久远也，据老年人传说“圣寿寺”就是为纪念法显而建造的。据平阳《方志丛书·宗教版》103面载“圣寿寺”始建于魏永安二年（529）。后经过120年的风雨岁月，在唐贞观二十三年（649）遭遇大地震，其后公元712年、865年、867年、996年均有地震发生，毁卢舍院无数。五代末年，周世宗灭佛，颁布“限佛敕”，寺庙建筑破乱失修。至北宋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停止毁佛，重新开放佛教信仰，掀起了民间信教高潮。民间大兴建庙，佛事盛行。咸平三年（1001）又重新建起了宏大的圣寿寺。坐北朝南，占地10余亩，牌楼式大门，内建正殿、过厅、引道、花池、东西厢房各3间，门外八字大照壁。据87岁郑寿山老人讲，大照壁根基的石头就挖了120多方。殿内塑佛像高4米余（坐式），两侧塑有手捧经卷的寺僧，佛像前左塑雄狮右塑大象，上骑手捧经书的僧人，寓意法显印度斯里兰卡取经求法之意。时前时后，北街村还建起了上寺和下寺，南街村建起了兴乐寺和南寺，李村的圣佛寺，中和庄也建起了寺庙。足以证明，襄陵佛教发展之盛，且都根植于法显的佛缘。北寺内设“僧会司”是众僧活动或举行纪念时的领导机构。盛会期间，僧侣云集，习经学法，教佛扬功，热闹非凡。
据《平阳府志》卷之三十四918页载：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地震（8级）蒲州为甚，地裂水涌，城垣、屋舍殆尽，压溺死者不可胜记。又据919页载：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春（1600）临汾，襄陵，太平，灵石，蒲州，汾西大旱饥。山川草木无有过遗，母子、夫妻有相抱立毙者。又据922页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四月，地震（8级），初六日戌时，有声如雷，城垣、衙署、庙宇、民居尽行倒塌，压死人民数万。各州县一时俱震。临汾、襄陵、洪洞、浮山尤甚。又据《平阳方志》卷之八142页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地震毁，遂俱废……僧会司，圣寿寺。道会司，县治西，以上俱废……宋继均重建。至解放初拆毁前已历时260年。至解放后北街村龚、景、孙等姓氏诸无。
“浇雪山”是圣寿寺为纪念法显功业而创造的独一无二的佛事活动。方法是用树条，松柏枝扎成山状，捆绑在方桌之上，在近旁砌一大炉灶，上支一大锅，放满水烧开冒出蒸汽，再用手摇扇车朝其扇风，水蒸汽吹到松柏枝上凝结成冰凌，状似雪山，这便是“浇雪山”，浇成后还要抬着游街，每年都在腊月初八这一天进行，故名“腊八浇雪山”，寓意法显度大漠、越雪山天竺取经的艰难经历，表现了法显不畏艰险，矢志不移的可贵精神。这项活动后来发展到民间。为了弘扬法显精神，每年腊八日，北街村民都要举办“浇雪山”活动，相沿成俗，一直坚持到20世纪60年代。北街村的高宝童、徐中元、郭海泉都是当时 “浇雪山”的能手。 民间风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人民群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在每一个民族节日的背后，总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表现了老百姓的生活愿望和生活理想。既然尚健在的老年人还能清楚的忆起那么多的线装经书、上骑僧人的狮子大象、光滑的巨石及腊八“浇雪山”活动等能流传至今，必然有它的历史渊源及情景寄托，而绝非凭空想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法显故里在临汾襄陵，法显出家的寺庙就是古老的北寺。
附 注
一、因襄陵县从上古时期就属于中原地区，既不受沿海台风侵袭，又无大西北狂风暴雪，常年气候温和，又有平水晋母之源，加之梅月泉、冒水泉、黑水泉、南濠泉、疙瘩泉、坡儿泉等，极宜人类生存繁衍。据临汾方志丛书第9页的襄陵字解：西汉高帝二年（205）置，汉书地理志说：“晋襄公之陵因以名县，属河东郡，后改平阳郡。现国家已经把平阳定为三晋文明之源，中华文明之源，人类文明之源。
二、据《襄陵县新志》349页所载：《汉志注》注：又太平记言，以赵襄子，晋襄公俱陵于是邑，以名县，则大非，襄子臣也，不可名陵，且臣先乎君，后人先前人，不论者三。恐误人，故辨之。以此可知，为何不为“陵”，而为“丘”的由来，因“丘”“陵”同意，故襄丘县实为襄陵县。
三、据1989年再版的《辞海》载：法显系“平阳郡人（今山西临汾西南）”。襄陵正位于平阳郡西南方。
四、现北街村民吴中兴还保存着石器时代的石斧，北街村民王为有送交县文物局的筒瓦已经专家认定为周朝时期的产物。据《襄汾文史资料》第十辑“原襄陵县的历史演变”一文叙述：襄陵在古代的时候属于冀州。周成王封叔虞于晋，襄陵属晋封范围。战国时归属魏国。西汉高帝二年（205）设置襄陵县。秦朝统一（221）始有襄陵之称。
五、据《临汾方志丛书》宗教版102页所载：襄汾县佛教传入历史较长，目前所知是临汾佛教传入最早的县区。从1983年在襄汾县佛教普净寺大殿左侧废墟中发现的明代成化元年（1465）残碑碑文可知，普净寺的前身南史寺可能始建于东汉明帝刘庄永平七年（64），距今已有1923年了，这是佛教传入襄汾最早的年代。在襄汾县汾城镇北膏腴村还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造像碑》，碑文表明当时襄汾佛教信仰者已经十分普遍。由此可以推论，在襄陵这样一个历史建治沿革较早的地区，宗教盛行，“圣寿寺”肯定是一个较早的寺院。
六、据“襄陵县新志”第二集新建钟鼓楼记所载：……独钟鼓之置，未尽厥美。鼓则设于关头汾水之滨，钟则悬于城隅废寺之侧，一城之内，且有不闻……。移钟鼓并悬于上，夫维其地中，故声闻四达。其楼高，故余响远播……。由引此得知大钟是由古老的北寺移至城隍庙的，此钟之大，全国数之。老北寺当时的规模相当宏大，亦称卢舍院。
七、唐法琳《辩证论》记载：东晋104年（421），共建寺1768所，古老的北寺必在其内。
八、据《襄陵县新志》404页仙释文记载：明、金碧峰，本县圣寿寺僧，尝游五台，后成正觉。洪武太祖诏至阙廷、言论称旨，御制诗以赐之。后还，仍赐织金袈裟一袭，佛经一函，年逾七十而化。
为了澄清大师法显故里，我们走访了多位老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足以断定，法显故里就是襄陵无疑。
以上所述，资料祥实，敬请专家学者前来实地考查、商榷探讨。（作者赵冬生系襄汾县襄陵镇民间文化遗产拯救协会会长、王为有系襄汾县襄陵镇民间文化遗产拯救协会副会长、李鄂发系襄汾县襄陵镇民间文化遗产拯救协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