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佛教促进文化交流、解决道德困境的积极作用
——从辽金元佛教研究说起
辽、金、元分别是由我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建立的政权，这期间的北宋和南宋则是由汉人建立的政权。两宋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充分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繁荣。宋代理学家援禅入儒，开创了新儒学。这一时期，儒释道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过，两宋或许是太“文明”了，无力抵抗游牧民族的铁骑，以至于北宋灭亡于金，南宋灭亡于元。但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最终无一例外地接受了汉文明的儒释道文化，并都大力尊崇佛教。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讲有亡国和亡天下的分别，我们现代人经常将两者混同起来，其实两者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亡国只是改朝换代，亡天下则是亡文化。只要文化不亡，民族依然会有振兴的可能；文化亡了，则民族基因没了，民族便复兴无望。因此，顾炎武强调了保卫文化的意义，他说保国是“肉食者谋之”的事，而保天下则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由此，我们可见文化的重要性。辽金元虽然征服了汉族政权，但最终却被中华文化所征服，所以，中华民族依然是中华民族。其中，佛教及佛教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元朝为例。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后裔，师从曹洞宗万松行秀禅师。他成功劝阻了成吉思汗的屠城虐杀行为，并大力倡导儒学，遵循儒家的治国之道。他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被奉为“临济正宗”的海云印简禅师，也建议蒙古统治者要尊重儒学，提出继续册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僧子聪（刘秉忠）以佛家的慈悲精神，谏止忽必烈杀戮，史书称“全活者不可胜计”。他还向忽必烈进《万言策》，阐明儒家治国之道。他们三位都是与蒙古上层最接近的佛教人士，对促进蒙古人对汉文化的重视，加深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藏传佛教的八思巴为维护元朝的统一和西藏的稳定，带动汉藏、蒙藏之间的交流，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都知道，唐朝时，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不仅为日本带去了佛教律典，还将中国文化传至日本，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杰出贡献。1963年是鉴真大师圆寂1200周年，日本方面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老审时度势，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向周恩来总理建言：“中日邦交正常化可通过民间促官方，佛教是很好的载体。而鉴真大和尚的题材很好，可以担任民间大使。”周总理采纳了赵朴老的建议，并经中央同意，由中日佛教界、文化界共同举行纪念活动，形成了一个中日友好的高潮，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今年正逢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回顾历史，我们不能忘记佛教的贡献。
佛教在促进海峡两岸交流、拉近民心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前几年，两岸政治未通，宗教先通；宗教未通，佛教先通。2002年，佛指舍利赴台湾供奉，台湾民众一心向佛、虔诚礼佛的盛大场面，让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心融合在一起。台湾媒体对佛指舍利赴台供奉的报道，突出了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佛指舍利把台湾与祖国大陆连在一起。当时两岸之间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开放，藉由恭迎佛指舍利赴台，使得佛教的积极作用成为两岸各界高度重视的亮点。这是两岸特殊的佛缘，体现了佛教对两岸之间沟通的巨大意义。这几年，我们在湖北黄梅和河北连续举办了几次大型的禅宗文化论坛，每次都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参加，除了学术交流的意义之外，我想对于促进两岸和国际间的了解互信、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都会有所助益。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形成了八大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佛教文化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开列了一个国学书单，他称之为“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七本书”。这7本书分别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近思录》、《传习录》和《六祖坛经》。《论语》和《孟子》是孔孟的思想。《近思录》和《传习录》是宋明新儒家的著作，是儒家的经典。《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的重要经典。《六祖坛经》则是佛教中国化中极具创造性的禅宗的经典。这7本书汇集了儒释道三家的重要经典，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释道思想为核心的文化。
佛教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在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上，海内外11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起，研讨华北辽金元佛教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佛教的学术会议，更是一个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
西方有“宗教是道德的基础”的说法。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不断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在我看来，这正是人们缺乏信仰所造成的。没有信仰便没有敬畏心、羞耻心。现代社会，人们为博名利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久前出现的假僧人事件就是一个例证。这个事情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热议，大家纷纷批评社会监管的缺乏和法制观念的淡漠，对佛教造成了很大伤害。但让我更为痛心和担忧的是这种没有敬畏心、羞耻心，没有道德底线、没有良心的可怕行为。道德危机就是文化危机，它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一个民族的根基，毁灭一个民族。在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上，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佛教在解决道德困境的问题上，应当大有作为。
关于生活禅，我曾经讲过，现代人可以从3个层面来理解禅。第一，禅是生命的自在。第二，禅是生活的潇洒。第三，禅是思想的空灵。因此，修学生活禅就有禅生命、禅生活、禅文化的不同层面。其中，达到生命的自在解脱是禅修的根本目的。禅文化表现形式丰富多样，能够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它的巨大影响，超越了打坐专修活动的范围。我们推广生活禅要注意从文化层面做起，促进生活禅的大众化、普及化，使生活禅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为社会提供一种清净的文化、超然的文化、空灵的文化，以净化社会、提升道德、安顿心灵。这样，从禅文化层面一步步提升，由生活禅到禅生活，最终达到禅修的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讲，生活禅是超越宗教的，是适合所有人修养身心的法宝。但要达成这样的文化理想，依然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我虽年已八旬，仍愿发扬孔老夫子“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大力弘扬禅文化，为社会尽微薄之力。（本文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佛教协会会长净慧长老于2012年5月19日在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上作的主题发言，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