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教”的特色之一就是“帝王佛教”，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后，历朝历代以长安为都的帝王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我这里想说说十六国时期后秦皇帝姚兴（355—416）的佛缘，说说姚兴与佛教有关的那点事。如果有两个机会同时放在我面前，一是去纽约看姚明打球，一是去长安听姚兴谈佛，那我宁愿选择长安，选择姚兴。
姚兴的性格中有某种文人的气质，“姚兴虽为羌人之后，但从小受到比较好的文化教育，虽处变乱中，学习不辍，不以兵难废业”1，在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即使戎马倥偬，也要忙里偷闲与“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2，姚兴的这种文人气质实际上就是其日后能得以全身心地接受佛教的良好根机，而且这也保证了姚兴在当了皇帝之后不会以佛教徒的偏狭心态而是以文人的广博胸怀来对待佛教，即没有独尊佛教而将佛教定为国教，“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姚兴绝对不是一位‘佞佛’的君主。他的眼界比较开阔，对儒学也很重视”3，如“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赦关尉曰：‘诸生谘访道艺，修已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4在当时一般的国民还受制于严格的人口管理而难有随意走动的自由身的情况下，姚兴对儒生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免签证出入关卡，在后秦自由往来进行学术交流，有如此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儒风焉能不盛？后来，这种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又被姚兴如法炮制地延用于佛教沙门，随即又造成了佛教在后秦的繁荣。
姚兴的文人气质以及后秦的浩荡儒风使得当时的“长安佛教”与其说是宗教形态的还不如说是文化形态的，长安的这种文化形态的佛教在鸠摩罗什（344—413）来到长安后更是进一步达于极盛，因为“鸠摩罗什在长安，社会一流的人全都聚集长安”。5
鸠摩罗什是西域龟兹著名的佛教学者，在那个战事频仍的年代，他的命运也颇富戏剧性。382年，前秦苻坚派将军吕光攻陷龟兹，俘获了鸠摩罗什，在归途中，吕光获悉苻坚为东晋所败，便占据凉州，自立后凉国为王，鸠摩罗什于是也就以俘虏的身份羁留凉州达16年之久，其间由于吕光对佛教不甚感兴趣，他这样的佛教人才居然只是被委以军政咨询之闲职而基本上无涉于佛教，直到“401年，后秦姚兴出兵西伐吕凉，凉军大败，鸠摩罗什被邀进长安，受到国师般的礼遇。姚兴是北方诸国中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他注意招人才，提倡儒学与佛学，一时长安集中了许多学者，成了北方文化重镇，影响及于江南和西域、天竺。他请罗什入住逍遥园西明阁，组织了庞大的译经集团和讲经活动”6，并且经常亲至逍遥园参与其事，“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叡、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会于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仕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