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素以礼乐文明著称于世。继经数千年之发展演化，广纳百川，不捐细流；开廓进取，有容乃大，从而使中华文化成为博大精深的体系。这种传承久远的中华文化，包括儒、佛、道在内，它们既互补相融，兼收并蓄，又各具特色，自主发展。其中的佛教原属外来宗教文化，然自传入我国以后，即在华夏大地生根、开花结果，进而契合于主流社会，并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总体而言，我国历朝实行尊重人民宗教信仰政策，仕宦之家多好佛乐施，而民众信向者犹为广泛，虽辟乡远村亦立佛寺，以供信众敬奉。佛教文化落地我国，为中华园地增添了奇葩，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宏博精湛。中华文化以她自身的特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其所具有之开放融通，厚德载物的品格，故能取精用弘，自立创新，使之延续久远，与世长存。
长安人文流芳，风韵高雅，周、秦以降，屡为帝王宅京之所，由帝都而成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时佛教高僧多卓锡京畿，古都长安应运而成中土弘扬佛法的枢纽之地。我们今日研讨中国佛教历史的发生、发展，究其渊源及演变，都须从长安发其端，由此而辐射毗邻，播越诸州县邑，远扬寰宇邻邦。拙文就此略陈管见，求正于方家同仁，如蒙指教，曷胜铭感。
一长安法音彻寰宇
关中八百里秦川乃“天府”之地，自古即为膏腴沃壤，周、秦以来帝王多择都于此。先秦时称“天府”者有三，即燕、秦、蜀[①]。司马迁称赞秦川“天府”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誉其地“所谓天府者也”。[②]这里因大自然之美赐，又兼帝京人文之神韵，中华民族更以宽广的胸怀、开放的姿态接受了殊方异域传来之佛教。佛法传入我国，虽云多途，文献有“北传”、“南传”和“藏传”诸记，而最重要的则是经由西域大月氏传至汉都长安一路，长安遂成佛法入华的最早之地。《三国志》卷三十末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云“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前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二年，这是众多学者认同的佛教入华之始年。从此，袅袅法音也就在汉都长安响彻华夏，乃至山海陬隅。
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曾有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佛教传入之初，其法与当地民情颇为疏离，自然易生隔膜。为了投合民间意趣，故传法者不免附会神灵方术，以便争取信众，从而获得立足之地。逮魏、晋玄学兴起，信佛者不特有下层民众，且上层士人亦应时而谈佛绎理，佛、玄渐有合流趋势。其间，士庶颇以老庄玄理与佛经事数拟配，时称“格义”。“格义”对佛法传播虽有推动作用，然佛、玄各自有其真谛，二者归趋义殊。要使佛教获得民众的虔信，而士子学人亦能究其真谛，悟其妙理，就必须突破“格义”，直接从佛典里摄其义谛。因此，佛教要保持其基本特性并获得深入发展，故佛经的翻译就成为不可逾越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