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这两年似乎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频繁现身于大大小小的重要佛事，写下好几篇文章，成为佛教的“义务宣传员”。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余先生接受了专访，畅谈了他心中的佛教。
问：您这两年经常参加与佛教有关的活动。请允许我问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您信佛么？余秋雨：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我这么说吧，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庭，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是一个和我的生命俱在的宗教，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寄托都和佛教有关。我没有皈依佛教，但是我对它有着高度的评价和巨大的尊重。
问：您最尊重佛教的哪些方面呢？余秋雨：我最敬佩它在中国民间社会文明的延续中起到的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我想用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你知道我的故乡余姚，出过黄宗羲、王阳明这样的“大儒”，但到我出生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土地上，几乎没有人知道那些大儒的名字，甚至连认识字的都没有几个。在一片兵荒马乱、盗匪横行的世道中，唯一与文明有关的痕迹，就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吃素念经的女家长。成年后每每念及于此，我就不得不感谢佛教，感谢它在普通民众的心间建立起来的精神秩序。
问：想想有点不可思议：相比较其他的重要宗教，佛教的义理可以说是最高深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智者宗教，竟会如此深入中国的民间百姓。余秋雨：你所说的这一点，牵涉到我对佛教另一个重要的兴趣点，那就是，佛教究竟为什么能够传入中国，并在这里生根发芽。如果佛教传入的是一个文明的荒漠，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但是，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华文明已经是一个超浓度的存在了。诸子百家早在公元前就已经完成构建，让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诸多学派的文明体。佛教能够传入这样一个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不一样、自身文化已经超浓度的地方，并且不是一般的传入，而是广泛的传入——这是奇迹，文化的奇迹。这样一个奇迹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非常吸引我。
问：按照逻辑推理，佛教必定是具备一些诸子百家所构建的中华文明中不具备的东西。余秋雨：非常正确，佛教具有特殊魅力。在对人生的关注方面，它补充了中华文化的严重不足。你发现没有，我们的诸子百家，没有特别关注人生本身的。道家，道法自然；墨家，提倡“兼爱”；儒家，主要讲的是治国平天下；那么多的先哲，唯独就没有专门研究生老病死的。在这一点上，佛教大幅度地补充了中国文化的因素。
问：没错，佛教聚焦于人间的生、老、病、死，非常的专注和纯粹。余秋雨：而且痛快！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有许多的学派，众说纷纭，但因为语言太多，有些道理就讲得不太痛快。而佛教非常痛快，生、老、病、死，就四个字，但足以振聋发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都无法对这四个字等闲视之。它的义理也很痛快：每个人在人生的旅程中都会遭遇到大量的灾难，这些灾难可以用一个字加以概括，那就是“苦”；而苦的原因也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欲”；而要摆脱这个“欲”，就要把这个世界看得简单一点，也就是“空”。多么简单直接，多么痛快淋漓！
问：当佛教远离穷人、远离青年、远离那些知识水平不是太高的人群时，它其实已经远离了大众。余秋雨：是的。所以我以为，佛教要在今天的中国继续传播乃至发扬光大，应该学习一下西方宗教的传教方式，尤其是基督教在美国的传播方式。话说回来，今天的台湾传播佛教的方式，就已经很值得大陆这边学习。
问：您好像很了解台湾对佛教的弘法传播。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余秋雨：我就以证严法师领导的慈济功德会与星云大师领导的佛光山为例，这两个佛教组织都拥有百万信众。证严法师把博大精深的佛教精神首先表现在“救助”二字上。慈济功德会以医疗为中心，到处救死扶伤，任何地方发生灾难，它一定争取在第一时间赶到。我们承认，证严法师和慈济功德会把佛教精神简化了，但这种简化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记得住。星云大师传播佛教的主要方式是办学。我到台湾，曾经多次在佛光山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现代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僧侣，他们一个个都笑得那么澄澈，每天忙着利益众生的大事小事，想出佛茶、滴水书法等开导人心的弘法手段。人类的毛病，说到底不就是两个么？一个是“病”，一个是“笨”。证严法师更多地针对“病”，而星云大师更多地对“笨”开刀，他们两人在这两方面做了非常好的示范。
问：而且他们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去解释佛教，让这种高深莫测的教义一下子贴近世俗民心。我听说，星云大师当年在传教的时候，会骑着一个三轮车，一路走，一路讲。余秋雨：对，无论是证严法师还是星云大师，都没有停留在中国文人历来喜欢的高谈阔论、玩弄概念上。他们切切实实地做事、传教，是毫无疑问的行动派。
问：这让我想到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过去两千多年的时间证明了佛教的历史重要性，而这些大师今天的实践，证明了佛教的现实重要性。余秋雨：你说得非常好。在我看来，这种证明已经展现得非常辉煌。台湾经历了如此复杂的现代转型和内外冲撞，为什么仍然没有涣散？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这样现实的例子和榜样，让我对佛教的前途充满喜悦的憧憬。
佛教的第三特殊魅力，在于切实的参与规则。一听就明白，我是在说戒律。佛教戒律不少，有的还很严格，照理会阻嚇人们参与，但事实恰恰相反，戒律增加了佛教的吸引力。佛教的戒律步步艰难，却步步明确。初一看，与佛学的最高境界未必对应，但只要行动在前，也就可以让修习者慢慢收拾心情，由受戒而入定，再由入定而一空心头污浊，逐渐萌发智慧。到这时，最高境界的纯净彼岸就有可能在眼前隐约了。佛教所说的“戒、定、慧”，就表述了这个程序。如果说多数受戒的信众未必能够抵达最高境界，那么，他们也已经行进在这个修炼的程序中了，前后左右都有同门师友的身影，自然会产生一种集体归属感。 这本是它的优越之处，但到了中国化时期，有的宗派过于依凭悟性不尚苦修，轻视戒律教规，固然也帮助不少高人完成了精神腾跃，却也为更多未必能真正开悟的信众打开了过度的方便之门。与此相应，在唐代特别流行的净土宗也显得“易行”。这种势头积累到后来，已出现了禅风虚浮的严重后果。这也从反面说明，对佛教而言，持戒修行还是重要的，不能过于聪明、过于写意、过于心急。由此我想到了弘一法师。他从一个才华横溢的现代文化人进入佛门，照理最容易选择禅宗或净土宗，但他最终却选择了戒律森严的南山律宗。我想，这是他在决意违避现代文化人过于聪明、过于写意、过于心急的毛病。这种选择使他真正成为一代高僧。当然，历来一直有很多人只是为了追求安心、自在、放松而亲近佛门，本来就不存在修行的自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