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

　中国文艺美学深受佛教思想影响，这已是人们的共识。紧紧瞄准儒、道、佛三家，将文艺美学纳入中国文化思想的庞大背景中去透视，将中国文艺美学与佛教联系起来研究，青年学者蒋述卓取得了成果。他的《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版）标志着这一研究的新突破。
　　首先是将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关系系统化，表现出“全”的特点。过去大量的论述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关系的论文或论著，大都将视点集中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诸如集中在“以神喻诗”，或是宋代的禅诗风上，未能将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关系系统化，未能完整地把握它们的联系。该书将这些散珠碎玉联结成一串精美的项链，使它们散发出更大的光芒，具有更大的价值。全书共分九章，将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关系囊括殆尽，诸如：佛教心性学说与文艺创作心理的关系、佛教境界说与艺术意境理论的关系、佛教法身论与艺术传神论的关系、禅宗与艺术独创论的关系、禅学与诗学的关系、佛教与艺术真实论的关系、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中的悲剧意识的关系、佛教对文艺美学通俗化倾向的推进的关系、佛教中道观与艺术辩证法的关系等，组合成全面、完整的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理论系统。处于这个理论系统中的各种关系实则是子系统，它们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和特点，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形成一种系统作用和整体效应。这样，既能认清佛教对中国文艺美学的影响和贡献，亦能认清这种影响和贡献在文艺美学发展史中的价值和地位，也有利于研究者和读者从更广阔的文化、宗教、社会背静下去考察中国文艺美学发展的历程和趋向，认清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联系的现实意义和有益昭示。
　　其次是将佛教与文艺寐学关系内应化，使表层研究进入深层研究，体现出“深”的特点。过去的研究往往注重佛教对文艺美学中某一观点、某一理论的启发上，如佛教灯“顿悟〕启发了宋代严羽等的“妙悟”说；佛教的“境界”启迪了唐代王昌龄的“意境”说等。此书在全面分析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的对应关系的基础上，从深层次上抓住这些佛教观点或理论与文艺美学观点和理论的内在联系，揭示出这种理论联系的原因和内在机制。并抓住了它们在观念、精神、司维方式合表达方式上的联系，力图寻求它们之间的内应关系。这样就使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关系的论述不至于停留在个别观点和理论上，不是简单的将两者进行类比、综合、归类，而是将其放在理论的层次上进行深入论述、分析，抓住它们联系的根或纲¨如对思萎方式影响方面，佛教的虚静生思、澄怀味象、思与境偕、禅道顿悟、圆融观照等命题对中国文艺美学影响极戴，激发了刘勰的“神思”说、严羽的“妙悟”说的产生，引发了文艺美学中的想象、联想、意象、灵感、象征等思维方式的出现，推动了文艺美学的发展。同时，佛教的中道观、圆融观也促使中国艺术辩证法与审美辩证法的发展和完善，中国文艺美学热衷于讨论心与物、言与意、情与理、道与技、神与形等管系以及酗实、动静、有无、曲直、阴阳、清浊、刚柔等相对概念的关系，不能不说是与佛教的中道、圆融思想相关的，含有朴素辩证法因素。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鞠是一种思维方式，对艺术思维活动产生了很大作用和影响。因此，作者抓住了思维方式来阐明佛教对中国文艺美学的硬响，确史是抓住料根本，抓住了两者内在的对应性，从而开掘了研究的深度。除此之外，佛教精神也影响中国文艺美学精神，诸如对境、神、虚、无的强调，无疑对中国文艺的意境、神韵、滋味、言情、写意的特征发生重要影响，使之成为中国文艺美学的精神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唯如家、道家思想体现了中国易术精神，而且佛家亦可体现中国艺术精神。
　　再次，在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关系上的论述具有“新”的特点。作者力图去发掘佛教影响中国文艺美学的途径，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中介，并将这个写作意图贯穿始终。佛教有一套自身的概念语言系统，文艺美学也有一套自身的概念语言系统，这两组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对应的．或者说是如何联系的呢？作者从社会、经济、文化、人生、地域、传统等渠道去寻找过渡环节、转换基因和中介作用，说明了当一个佛教概念被中国文艺美学所吸首时，它灯转换和辨化过程。如在论述佛教境界说与艺术意境理论关系时，为了阐明“境界”是如何转换为“意境”的，他列举了三方面途径：一、仗境而生的因缘和合论与思与境谐、情与景合的意境生成论的关系；二ˇ非有非无的虚空痉界与虚实结合的意境特征论的关系；三、“极象外之谈”与景外景、象外象、味外味的理想意境论的关系。将佛教的概念与文易美学概念对应起蓝，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说明了意境的渊源、特征、价值和意义，不失为意境理论研究的新说。这样的新观点、新方法，在书中俯什皆是，季乎每一章都能独辟蹊径，自成一说。其中不少新说确是真知灼见，是作者多年潜心苦研的新成果。
　　最后，在论述佛教与中国文艺寐学关系食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细节上的实证和微观研究，使此书具有“实”的特点。作者既能大胆立论，又能小心求证，将理论建立在戴量的翔史可靠的材料上，并经过严密的推理、论证，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如为了阐明中国文艺美学中的悲剧意识，他将佛教的人生观与文艺的人生观加以比较，以魏晋文学中的悲凉感慨风格为例，从人生无常、人生空幻的悲观思想、离别即解脱的影响、地狱之悲与生命的痛苦等角度进行论证，有充足的论据和说服力。再如论及佛教因果报应对“大团圆”结局的影响时，作者也能从中国古代大量的戏剧作品中，诸如《窦娥冤》、《长生殿》、《牡丹亭》、《西厢记》、《琵琶记》等，去进行比较、区分、鉴别、评价，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为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特点、“大团圆”结局的理论分析奠定了事实基础。因此，作者既表现出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判断力，又具备扎实的文学素养和审美鉴赏力。作者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将理论放在实际中论证、检验，并进一步指导实践，充分发挥出理论的作用和意义，从而体现出理论价值。作者不仅精通中国古代文艺作品，而且谙暑中国古逮文艺美学理论。吨于历代文艺美学理论家的论著和观点、佛教的经义和理论，作者经过订正、筛选，阐释、发挥，使它们散发出光彩，显露出深层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从这部著作具有的扎实的材料基础看，体现出“实”的特点。
　　此外，作者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的结合、比较方法以及系统论等新方法的运用；语言的特点、表现方法的特点、风格的特点等，也给人以全、深、新、实的感觉，以理论的昭示和研究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