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慧法师：解构佛门男性沙文主义

佛教流传于世界，迄今已有两千六百年，传到中国也已两千年。它以“缘起”的基本原理导出“众生平等”的生命论：所有众生都是因缘和合下的产物，因缘和合而存在的众生，其任何（尊卑优劣的）差异都非本质上的差异，而是条件制约下的差异。当因缘条件改变时，差异也就随之而变（是谓“诸行无常”），没有任何恒常不变、独立自主而真实不虚的本质存在（是谓“诸法无我”），所以众生在因缘法则的本质上，都是平等的。
　　
　　在这个前提下，佛法当然也强调人类的平等，而且在佛陀时代，就与顽强的阶级意识，产生了思想上与制度上的温和对抗。这种“众生平等”的基调，一直与世间的任何一种阶级意识（包括男性优越意识）呈现着内在的紧张关系。于是，在鄙薄女性的古印度，佛陀强调男女同为道器，同一解脱，而且在轻视女性的巨大文化压力下，审慎而技巧地减低男性僧侣与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而帮助女性成立了僧团。
　　
　　“男女平等”这个在佛法的“众生平等”前提下再简单不过的逻辑，在现实环境中，却受到一连串严酷的考验，而且是自佛陀时代以迄于今；在历代典籍论述中，残留下了鲜明而不合逻辑，但又影响深远的“男性沙文主义”遗痕。这正证明了笔者前述的观察：阶级意识的捍卫者，不只来自文化教育与社会制度，甚至也来自每一颗无明、我慢的心灵，号称“佛教徒”的心灵，也没有全然免疫的可能。
　　
　　古印度可考的历史中，从夜柔吠陀时代（公元前1000─500年）开始，女性地位就已是非常卑微的。《摩奴法典》说：“不名誉的根源是妇女。”印度教的经典中，有许多类似中国儒家“三从四德”观念的封建礼教，女子以丈夫为“天神”，以“服侍丈夫”为最高的天职。童婚和沉重的嫁妆，使得许多妇女受尽夫家的折磨，甚至被烧致死。
　　
　　凡此种种，使得古印度妇女身处劣势，从而“不免知识低，感情重，组织力差”，这种后天不良的社会条件，再加先天上生理的弱势，这使得重视“众生平等”地位，并认为女性亦可证得解脱的佛陀，面对其姨母大爱道（又译瞿昙弥）所率领的宫廷女性所提出的出家要求，都不免沉吟再三，无法立即答应。
　　
　　原始佛教典籍，无论是南北传那一部派所传的经典或律典，都留下了比丘尼僧团成立经过的记录，但其间内容互有出入，给予后人深刻的省思。依据《中阿含经》的记载，其时佛陀正于释羁瘦的迦维罗卫尼拘类树园结夏安居。瞿昙弥往诣佛所，先问女人是否可得阿罗汉果——女性可以修道证果，这就取得了女性在“出家”意义上的合理性。然而当瞿昙弥进一步问“女子是否可以出家”时，佛陀却制止了她出家的念头与行动。如是两次要求，受到两番拒绝。
　　
　　瞿昙弥意志坚决，并不死心，闻说佛陀于释羁瘦安居已竟，当摄衣持钵，游行人间，于是与诸宫中妇女随逐佛陀，展转往至那摩提，又向佛陀提出第三次要求，而遭到第三度拒绝。
　　
　　瞿昙弥旅途困顿，尘土坌身，疲惫之余，立在精舍门外，悲泣不已。这时佛陀的侍者，富于仁慈心又“多闻第一”的阿难见到伤心的瞿昙弥，问明原委，生起了同情心，主动进来代女性求佛允准出家。他问的同样是关键问题：“女人可否经修持而证得第四沙门果？既然可以，又有何理由不得出家？”
　　
　　根据经典所述，面对这样的问题，佛陀回答其拒绝理由是：“若使女人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诸部律典依此甚至进而推断：佛陀起先之所以拒绝大爱道等之出家要求，是因为“女性出家能令正法提早五百年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