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茶是兴于唐、盛于宋。创立中国茶道的茶圣陆羽，自由曾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竟陵龙盖寺学文识字、习颂佛经，其后又于唐代诗僧皎燃和尚结为"生相知，死相随"的缁素忘年之交。在陆羽的《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可以说，中国茶道从一开始萌芽，就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人知的便是禅茶一味。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 相传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以自制的佳茗款待擎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佛教和茶结缘对推动饮茶风尚的普及并向高雅境界以至发展到创立茶道，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好茶人。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曰"苦。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第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 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 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 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情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 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曰"静。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无调(调心、调身、 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 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 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其三曰"凡。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 次话一语中的。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 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曰"放。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 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行性。演仁居士有诗最妙：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愿大家都作个放得下，无牵挂的茶人。
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 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
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于文人唱和茶事，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佛门的茶是活动为茶道的发展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郑板桥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妙："从来名士能萍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佛门寺院持续不断的茶事活动，对提高茗饮技法，规范茗饮礼仪等都广有帮助。在南宋宗开禧年间，经常举行上千人大型茶宴，并把四秒钟的饮茶规范纳入了《百丈清规》。
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有神韵。特别是 "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