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艺谋，相信许多人都对其爱恨交加。之所以爱，是因为他的早期作品为中国的文化突变和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觉窗口，其本人也成为文化界寄予厚望的富有潜质的最新一代导演。之所以恨，是因为他后来居然主动放弃了让他负有盛誉的“叛逆”品格，转而拜倒在权力资本和商业市场精心设置的石榴裙下，成为了庸俗影视和情色文化的最大推助手。虽然后来张艺谋对此有所反省，对暴力、情色元素也有所节制，并且企图在异质文化的包装下进军好莱坞，但他似乎再也难以恢复早期的精神气质。这是张艺谋告别草根的悲剧，这当然也是他被迫与权贵谋生的结果。因此，这不仅仅是张艺谋一个人的悲哀，更是整个中国文化界的悲哀，只不过张艺谋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众矢之的。
平心而论，“妻妾成群”和“严重超生”虽然肆意践踏了所谓的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但也毋庸置疑，这早已成为了权贵者的一种常态，许多人或不知内情或司空见惯而不置一喙。按理说，张艺谋“妻妾成群”和“严重超生”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些龌龊之事早已是娱乐界公开的秘密，如果硬要说这是长在张艺谋身上的肿瘤，也不过是一种良性肿瘤，老谋子也深明事理，始终保持一言不发，企图在沉默中避过风头，然后万事大吉。但是老谋子似乎失算了，在媒体的一片声讨中，他瞬间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头浪尖，并且大有葬身海底之势。也就是说，长在张艺谋身上的良性肿瘤，在舆论的辐射之下，瞬间发生了癌变，将让老谋子疲于应对。那么，“艺谋超生”事件为何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癌变”呢？笔者在此愿意试做一下症候分析：
首先，最重要的是，张艺谋并非真正的权贵者。虽然他在影视界是大腕级人物，似乎一言九鼎，俨然一个权贵者，但他毕竟不是手握公权力的真实权贵者，充其量也不过是真正权贵者的文化同盟，当然不会拥有控制社会和左右舆论的能耐和资源。试想一下，假如张艺谋是一个真正的权贵者，能控制舆论，“谋生超生”事件就根本不可能大面积曝光，更不必说长时间的接受“舆论监督”了。
其次，也很关键的是，张艺谋正好撞上了广大网民对现行计生政策的反对枪口。广大网民如此强烈关注“艺谋超生”事件，其实是在借酒消愁——借 “艺谋超生”之酒消现行计生政策不人道、不公道之愁。众所周知，生育自由权利是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但是却被政府权力强制性剥夺。若根据所谓的国情，在中国施行宽容一点的计划生育政策（例如开放二胎，限制三胎，严禁四胎）或许还情有可原，但现实的是，人们不但看不到政策放松的迹象，而且发觉现行的计生政策似乎成为了政府权力部门变相敛财（即征收所谓的社会抚养费）的工具。这怎么不让广大人们痛心疾首和同仇敌忾！广大网民也许正是想通过对“艺谋超生”事件的强烈关注，集中表达对政府废除或调整计生政策的强烈要求。
再次，这当然也与张艺谋的名人身份有关，因为这样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此不累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舆论阵地功不可没。网络问政虽然不是可靠的问政途径，却是广大网民表达民意的最有效途径。中国政府也试图改变执政思维，有限度地允许网络问政和进行社会调查，与之相对应的是，网络的舆论空间得到了拓展，言论自由也相对的得到了保护。按常理，虽然张艺谋不是权贵者，没有控制舆论的实力，但他毕竟是权贵的同盟，也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至少可以通过权贵者达到间接控制舆论的目的。但是这些似乎没有出现。特别是没有出现权贵者借机取缔舆论的现象——因为此次舆论锋芒直指计生这项所谓的基本国策。这似乎显示了，网络言论自由在中国有了微妙的进步，虽然不是实质性的。
总而言之，从曝光张艺谋的隐私生活，到批判国家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张艺谋在这次舆论漩涡中不过是一个“舆论载体”，或者说是“舆论中介”，在这场舆论风暴里，张艺谋的隐私生活因为被广大网民强烈关注而产生“癌变”，从而促进了舆论话题的进一步升级，这或许不是张艺谋本人可以意料的，但与他的人格、身份密不可分，可以说完全是咎由自取——看来，张艺谋不能无视此毒瘤的存在了，有关国家部门为了回应舆论，据说也介入调查了，就要看老谋子最后的公关能力了——癌症也有预后较好的——希望他是幸运的一个。
